[引论13]
此节论述当时国家民族病态积重难返的几个因素。

第一，变动过于激烈。中国的“王室”作为国家客观的最高机关，沿袭两千年，而且自明以后六百年政府无宰相，王室独裁。满清政权不能不推翻，王室又不能再建，使得中国不得不面临一个激烈的变动，毫无过渡地去试验一个没有准备没有基础的新政体。

第二，腐败政权的势力不能清除。满清政府自咸丰、同治后各省督抚擅权自专渐成分裂割据的局面，满清政府又与外国势力相勾结，同时革命势力也不得不与旧政府下的黑暗势力相妥协以谋求其自身的发展。革命的结果仅仅是就政权的腐烂解体而并非消灭，因此民国以来军阀割据内乱迭出。这是缔造中央统一政权的一个难局。

第三，社会中坚势力未能形成，政治中心势力不易产生。独裁王室虽然推倒，但当时中层阶级刚从两百余年异族统治下抬头，志趣无非八股小楷，升官发财；革命党人号召“民主共和”，但中国实际情况距民主共和是长路漫漫；满清长期部族主义统治下的知识阶级日愚日腐，在清末叶力阻开新，在民国初年依附地方割据势力，相互利用，极尽捣乱之能事。

第四，士大夫无识。表现在急于强起疾走，仿效他人（西方），对民族文化持全盘否定的态度。当时中国的问题不在于变动不剧烈，而在于暂时安定的局面难以获得。只有让国家有暂安的局面，然后社会才可以有更新重生的变动，这种变动不是在外面涂饰模拟、矫揉造作，而是在国家民族内部自身一种生命力的舒展与成长。对于这种生命力的成长，“自（身）觉（醒）”的精神比效法他人更加重要。否则药不对病，则只能更加百病缠身。

[引论14]
此节论述文化对于国家民族的重要性。这一节言辞恳切，饱含深情，对国家民族的深爱，对国家民族复兴的决心和信心溢于言表，这里只能列出观点，完全不能表达出原文的感染力。

茫茫员舆，芸芸众生，数千百世，世界上有最终未能抟成“民族”的，有随抟成民族但终未能创建一“国家”的，有虽然曾经创建为国家但最终烟消云散成为历史陈迹的。为什么会有这种区别？在于“文化”。民族抟成，国家创建，都是“文化”演进中的一个阶段，所以民族和国家都是人类文化的产物。民族、国家的形形色色均代表其背后文化的形形色色。

文化使命一旦中辍，承载其文化的国家可以消亡，民族可以离散。世界上没有民族文化尚且光辉灿烂，而遽丧其国家的；也没有民族文化已经衰息断绝，而其国家生命还长期存在的。

我民族命运的悠久，国家规模的伟大，都是我先民所负文化使命价值的明证。
国家民族的复兴也必然有赖于民族文化自身所产生的生命力。《国史大纲》一书的目的也基于此，让国人对我先民国史有所了解。

[引论15]
此节谈《国史大纲》成书的情况与期望。

全书历时13月，正值战乱期间，散亡无日，保全难周，朝脱稿，晚付印。对我先民以往五千年惨淡经营的历史，希望能表达其万分之一二。书成仓促，恐怕鄙弃国史的人会利用书中的疏漏瑕疵，苛其指摘，严其申斥，这样的话这书反而成为国史前途的罪人。思之再三，此书虽无当，但一定会有人闵其意，悲其遇，知人论世，恕其力所不逮，理解体谅。本书能做为光大国史的马前一卒，也是好的。

[引论12]
此节以人的病态类比国家民族的病态，然后略述国家民族病态所以产生的原因。

人有病不能绝其生命让其再生一无病之身；国家有病也不能否定过往一切历史、文化，从头开始走全盘西化的道路。

历史总是波浪式前进，若以两民族两国家全部历史进行对比，就能看到有时此升彼降，有时此降彼升，只横切一点论之万难得其真相。今人适见我之骤降而彼之突升，意惑神迷，认为我有必降而彼有必升，以一时的进退作为彼、我全部历史的评价，所以不惜一切毁我就人，惟求废尽故常，以希近似于他人之万一。这种做法与医家让病人绝其性命再投生一无病之身何异？

一民族一国家历史之演进，有其生力，也有其病态。生力是其民族与国家历史所由推进的动力；病态是其历史演进中所时时不免遭遇的顿挫与波折。治史者当明生力，明病态。生力自古以长存，病态随时而忽起。

逆溯中国当前之病象，推之最远，至于中唐安史之乱以来而极。中唐以来之社会成一平铺散漫之社会，“王室”高高在上，“社会”与“政府”之间堂陛益远，常招致“王室”与“政府”的骄纵专擅，此其一；贫无赈，弱无保，其事不能全仰之于政府，而民间每苦于不能自振奋，此其二；政府与民间所赖以沟通者只有科举，但是科举以仕宦为目的，科考者往往忘其义命而志于身家之富贵，此其三。宋之为病尚不止于此，招致蒙古入主，一切政制急剧退转，更给后世中国以莫大的创伤。明祖罢宰相尊君权，加重其病态。清人入关，盗憎主人，箝束猜防无所不用其极，袭明制而加厉。所以中国政制废宰相，统“政府”于王室之下，为独夫专制的黑暗所笼罩，起于明而完成于清，相沿六百年之久。明儒尚承两宋遗风，王室专制于上，而士大夫抗争弥缝于下，君臣常若水火，而世途犹赖有所匡系。所以明虽终亡但民间之学术气节尚足以照耀光辉于前古。清人又严加摧抑，宋、明七百年士人书院民间讲学之风遂灭。士大夫怵于焚坑之酷，或为训诂、考据，藏于故纸堆中以避祸；或为八股、小楷，惟利禄是趋。于是政府与民间所赖以沟通之桥梁遂断，所赖以沟通之血脉遂枯绝。中国之幸免与乱者，亦惟满清诸豪酋猜防压制、诱胁愚弄之力，故使世运更加败坏在冥冥漠漠之中，而姑以博一时之安宁。此乃断丧我民族永久之元气而换造彼目前之荣华是也。等到满族统治力衰，中国政治、社会之百病全部暴露出来。论者每谓自嘉、道以来，东西势力相接触，东方乃相形见绌；纵使嘉、道以往，常得以闭关自守，还到之局不开，满洲之治权仍必颠覆，中国仍必大乱。其病先以深种于身之内部，而外邪乘之，其病象遂益错出。

[引论11]
此节比较国史与西方史发展情态的不同。

西方常于破碎中表现为一种“力”的向外斗争；东方则常于整块中表现为一种“情”的内在融合。
西方史其顿挫在于某种力量的解体，其发皇在于某种新力量的产生；国史的隆污升降则常在其维系国家社会内部情感的的麻木与觉醒。
这两种类型早先由于地理地势的限制，东西各不接触。自清中叶乾、嘉以来，川、楚、两粤大乱迭起，洪流四泛之象已成，中国社会本已贫苦无力，又继之以追随西方角力争胜之势，既不足以对外，则转锋内向，终于“情”的融合变为麻木，而“力”的成长，遥遥无期。

[引论8]
此节略述国史的进展。

秦、汉大一统政府的创建为国史开一奇迹。时人常以罗马帝国与汉代比拟，但二者的立国基本精神颇为不同。罗马以一中心而伸展其势力于四围，欧、亚、非三洲的疆土只是一中心强力所征服而被统治，若中心破败蛮族侵入则帝国全部也告瓦解；秦、汉统一政府则由四围的优秀力量共同参加从而造成一个中央，其立国工作在于中央之缔构而非四围之征服。

时人常以“专制黑暗”为国史政治诟病，事实其实并不完全如此。秦始皇一统海内，李斯、蒙恬等都是游士，秦子弟宗戚没有专擅。汉公孙弘以布衣为相封候遂破以军功封候拜相成例，后以博士弟子为入仕正轨，自此入仕得官开始有公开客观的标准，“王室”与“政府”逐渐分离，“民众”与“政府”逐渐接近。国史政制演进分为3级：1、秦汉完成由封建到统一，2、从西汉中叶到东汉完成由宗室、外戚、军人组成的政府渐变为士人政府；3、隋唐两代开始由士族门第再变为科举竞选。

又疑中国政制无民权无宪法。中国自秦汉以来广土众民的规模，象西方的民选代议制度并不适合实施。晚清革命派以民权、宪法作为推翻满清政府的宣传，切实有效；但民国以来所谓的民选代议制度终因不适合国情而一时未能切实推行，古来“考试”与“铨选”作为维系政府纲纪的两大骨干也随着专制黑暗的的恶名被遗弃，由是官场腐败混乱胥乘而起。

[引论9]
此节略述学术思想的进展。

谈者好以秦、汉以后学术比拟欧洲中世纪，但两者确实难以相提并论。中世纪的思想以“宗教”为主脑，而中国学术界早脱宗教羁绊。以史学为例，孔子《春秋》“其事则齐桓、晋文”，都是政治社会史实，不语怪、力、乱、神；西汉史官属太常，为宗庙职司之一，则史学仍统于皇帝、宗庙鬼神之下，但太史公不以此自限，对当朝帝王卿相政制事态质实而书无所掩饰；及东汉班固以非史官著《汉书》，悬为国史，自此以往中国史学完全由皇帝、宗庙下脱出。

同时王官之学流为百家，史官之外复有“博士”，为后世新兴百家学之代表，得预朝政，以至后来博士弟子成为入仕唯一途径。于是学术不仅从“宗教”势力下脱离，并且在“政治”势力下独立，自此学术地位常超然于政治势力之外，并常尽指导政治的责任。而政治也早与宗教分离，所以国人所希冀者是地上王国而非空中天国。

孔子成《春秋》前耶稣降生480年，司马迁为《史记》也前耶稣降生100年。当时中国政治社会正向一种合理方向发展，人生伦理教育即为“宗教”，无所仰于渺茫之灵界。而古罗马则于贵族军人对外侵略与对内奢纵下覆灭。当时欧洲既无力建造合理的新国家，地上幸福不可希冀就转而归向上帝。所以中世纪的宗教不过是承续当时政治组织空隙而起，同时代替相当一部分政治任务。西方所谓“国家建筑于宗教之上”的观念在中国绝无其事。

北宋学术的兴起是继先秦以后第二次社会学术思想自由活泼的新气象，与中世纪比较更加不伦。

如果说因为中国学术还没有达到西方现代科学的阶段而谓之“中世纪”也不能成立。中国古来文化重中央凝合而不重于四围吞并，对外“昭文德以来之”，对内“不患寡而患不均”，所以其为学重于人事协调不重物力利用；另一方面科学发展的基础是政治上上轨道，社会有秩序，但自晚清以来政治骤失常轨，虽谋科学发达但已失科学发达的余地。论者常倒果为因，说科学不发达则政治、社会终无出路。

[引论10]
此节论述社会组织。

“封建社会”的称谓也非史实。
政制。自秦汉后，中央一统，郡县制推行，没有世袭封君，不能称为“封建”。
学术。自先秦儒、墨唱始，学术流于民间，不为贵族世家独擅，也不为宗教寺庙专有，平民社会传播学术的机会很广泛，同时学业就是从政的阶梯，所谓“白衣卿相”从秦始之。所以没有贵族阶级也不足以言“封建”。
经济。中国虽以农立国，但工商业的发展在战国、秦汉以来已经很可观，因为国家“重弄抑商”不使贫富差距太大。虽然土地自由买卖导致兼并，但封君、地主与封户、佃农同为国家公民，仅为一种经济上的契约关系。（这里我有点不同意见，中国古来有因田产兼并而卖身为奴，从而作为人的生命、尊严不能得到保护<隋唐以下有所改变，生命仍受法律保护>,变为他人私属“财物”。印度更甚，即便在近代因彩礼杀妻的恶俗仍未根除，妇女、儿童状况依然令人堪忧）。

综上，中国既往历史尽可有君主无立宪，而非专制。中国以往社会也尽可以非封建、非工商而自成一格。何必削足适履，谓人类历史演变逃不出西方学者的分类之外？

[引论6]
谈治国史的两个方法：求异与求同。

求异：从两时代的划分看出历史之“变”；从变的倾向看出其整个文化的动态。从动态的畅遂与夭瘀论其文化之为进退。
求同：从各不同时代的状态中求其各“基相”。此各“基相”相吻接、相连贯而成一整面，是为全史之动态。以各段之“变”形成全程之“动”。即以一整体之“动”显示出各部分之变。与诸异中见一同，于一同中见诸异。“全史不断变动，其中宛然有一进程。自其推动向前而言，是谓其民族之‘精神’，为其民族生命之源泉。自其到达前程而言，是谓其民族之‘文化’，为其民族文化发展所积累之成绩”。

治国史不能现存成见。应当在客观中求实证，通览全史而觅取其动态。变动之所在就是历史精神之所在，也是民族文化评价之所系。时代之“变”有明白客观的事实证据，因此也可以由此得出对历史客观的评价。

革新派论史，每言“中国自秦二千年...”云云，无异于说国家自秦以来二千年没有变化，历史没有精神，民族没有文化。

[引论7]
国史精神与西方史精神颇为不同：我民族文化常于‘和平’中得进步，欧洲史每常于‘斗争’中著精神。若以西方史意态来看中国史，则中国

常如昏腾腾地没有长进。

中国史上也有大规模从社会下层掀起得斗争，但不幸的是常为纷乱牺牲，并非有意义的划界限之进步。秦末刘、项之乱于明祖崛起却是例外，其他如汉末黄巾以及黄巢、张献忠、李自成，全是混乱破坏，只见倒退不见上进。

国史如诗，西史如剧。剧之各幕均有其截然不同的变换；诗则只在和谐节奏中转移到新阶段。所以诗代表中国文学最美的部分，而西方则以作剧为文学家的胜境。苏格拉底死于一杯毒药，耶稣死于十字架，而孔子则梦奠于两楹之间，晨起扶杖逍遥，咏歌自挽。三位民族圣人之死去，景象如此不同，也正反映出民族精神之全部。正如给运动员作传与给音乐家作传所要考察的事件所要反映的精神不同一样，不能拿西方史的精神来衡量评价中国史。

“西洋史正如几幕精彩的硬地网球赛，中国史则直是一片琴韵悠扬也”。

[引论3]
革新派史学发展的三个阶段：
phase1：清末。革新的对象是政体，则其史学观点“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皆专制黑暗政体之历史”。对当时一切弊病归罪于二千年                以来专制政体，主张进行政治革命。
phase2：专制政体推翻后，目光由“政治”转而为“学术思想”。其时论史则认为“二千年来思想，皆为孔学所掩胁”或“二千年来思想，                皆为老学所麻醉”；“二千年来思想界，莫不与专制政体相协应”。
phase3：继“文化革命”后转而“经济革命”。主张“故欲切实革新政治机构、学术内容，其先应从事于‘社会经济形态’之改造”。其论史"                两千年来之政治，两千年来之学术，莫不与此二千年来之社会经济形态，所谓‘封建时期’相协应”。
学习历史的意义在于鉴古知今，而革新派的主张易造成国史束之高阁，国民无国史智识。

[引论4]
国史史料内容及形式也随历史发展及当时对历史智识的需要的变化而发展：
《尚书》－>《春秋》（编年体）->《左传》->《史记》（纪传体）->《汉书》（断代史）->《通典》（通史，以制度为骨干）－>《通鉴》
内容上由祭祀战争到政治制度，形式上发展出编年体、纪传体、断代史、通史；其他如方志、家谱、学案不一而足。

但自南宋以来7百年独无继续改写的新史书出现，因元、清两代皆异族入主不愿国人治史。当下（抗战时）中国处于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变动剧烈的时代，对新通史的创写需要尤为亟切，将国家民族以往文化演进的真相示之国人，作为有志于认识中国以往政治、社会、文化、思想种种演变所必要的智识；同时从旧史统贯中映照出现时中国种种复杂难解的问题作为有志于革新现实者参考。新通史最主要的任务在于“将国史真态，传播于国人之前，使晓然了解于我先民对于国家民族所尽之责任，而油然兴其慨想，奋发爱惜保护之挚意”。

[引论5]
近代革新派注意者有三：政治制度、学术思想、社会经济。

写国史必须确切了解国家民族文化发展“个性”之所在，然后才能把握其特殊的“环境”与“事业”，从而写出其特殊的精神与面貌。
我国自秦以来历史，若言政治未曾出现如英国的“大宪章”或“国会”，也未曾出现如法国的“人权大革命”；若言思想，未曾出现学者蓬勃四起的“文艺复兴运动”，未曾出现如马丁.路德倡导信仰自由引发的欧洲宗教革命；若言经济，未曾出现对新殖民地的拓展，未曾出现工业革命。以欧美为对照，我国家历史如一“冬蛰之虫，生气未绝，活动全失”，引发对自秦以来二千年政治、文化、经济的彻底批判。

治国史的第一要务，在能于国家民族之内部自身，求得其独特精神之所在。

[引论2]
对当时中国史学研究派别进行分类和介绍：
传统派：也叫记诵派始于清中叶，长于历史考订谙熟典籍制度，但对历史的研究没有很好地从历史材料层面上升到历史智识的高度。
革新派：也称“宣传派”，起于清末，把对历史片断的归纳总结作为自己政治、文化主张的论据。但由于对史料的研究也往往抱一种革新                现实的态度，不能客观、深入，因而其研究结果未必是“病原”真相，从而提出的主张不能指引中国走上正确的道路。
科学派：“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也称考订派。相对于传统派博洽不足但精密或有过之。

三派中革新派于国家进步稍有积极作用。

背景：
《国史大纲》成书于民国28年（1939），当时的中国内忧外患积重难返，与西方发达的政治经济军事现状相比，可谓满目疮痍。国内对于造成当时现状的原因有归罪于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谓“中国自秦以来两千年，思想停滞无进步，而一切事态亦因相随停滞无进步”，一切史实都用“专制黑暗”一语抹煞。认为强国之路就要与传统的思想文化彻底决裂，全盘西化，甚至有人主张“欲一扫中国自秦以来两千年思想之沈痼疾晦，莫如并废文字，创为罗马拼音，庶几有救“。钱穆先生认为欲治中国之病，就要理清“病原”。于是从历史发展的轨迹出发梳理中国政治文化思想发展的脉络，以期让国人认清“生原”与“病原”，从而对症下药对现实改进有所裨益。
     全书第一页指出“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一.当信任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钱之上之国民，对其本国以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二.所谓对其本国以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本国以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三.所谓对本国以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至少不会对本国以往历史报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以往历史最高之顶点，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御古人；四.当相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具以上诸条件者比数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
    
正文之前有15节引论，是对《国史大纲》一书提纲挈领作一个概述。
         
[引论1]
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完备的国家，特点有3：悠久；无间断；详密。
最近中国是国民最缺乏历史智识的国家：历史智识与历史材料不同。蔑弃史料则不能鉴古知今。
“革新”必先知旧。
必先“认识”乃生“情感”。有了对国家民族既往历史的深刻认识，才能对国家民族产出深切之爱。
要对国家民族富强有真实的改进，必先对国家民族以往历史有真实的了解。